纪念梵高去世125周年,头颅内部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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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法国奥维尔的麦田。凡高曾在这里画下了他最后的作品。也是在这里,他以手枪自尽。 纽南至埃因霍温之间有一段《星夜》的骑车道。 1889年,凡高画下了圣雷米疗养院的窗。

说来真巧,从7月8日开始,到8月8日为止,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将《艺术的力量》凡·高部分翻译完了,不到三万字。随着一个个兰亭字体的字词在屏幕上闪现,艺术君也被 Simon Shama文字的力量越带越深,尤其被凡·高感情和作品的力量越带越深。翻译的过程因此变成向导,引导我去探索、讲述凡·高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在其次,我自己变成了幸运儿,每天都可以第一个听到。然后被故事领着去探索画家盘根错节的作品、简单的灵魂、纯粹的生命。同时再次体会:生命的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在于厚度,不在于长度。

在他去世125周年之际,他所生活和工作过的三个国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将联合起来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

▶ 第一节

通过海量的绘画、素描和书信,文森特凡高的37年生命历程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他去世125周年之际,他所生活和工作过的三个国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将联合起来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

1890年5月,是他生命最后的春天。对于文森特·凡·高来说,一切似乎都在走上正轨。人们不再忽视他。他与自己喜爱的画家互致敬意,对方也提出愿意与他交换作品。在布鲁塞尔,他的画可以放在塞尚、雷诺阿和图鲁斯-劳特累克旁边,一起展示。其中由他完成于1888年的《红色葡萄园》,还卖了400法郎。在巴黎,他的十幅画已经在“独立沙龙”【译注1】中展出。《法兰西信使》【译注2】中,年轻的评论家阿尔伯特·奥里埃(Albert Aurier)将凡·高吹上了天,称他的画作产于“发光的水晶之墙”。就算是凡·高,这么夸奖也有点过了。

从他出生的荷兰小镇,上学的小城,虔敬布道的比利时矿区,绘出第一幅杰作的荷兰乡间,一直到法国的城市和乡村,凡高的艺术创作终于无法遏制地喷涌而出而他的生命也逐渐走到了尽头。短短的37个年头,他炙热而孤独的脚步曾经踏足过欧洲西北部的这一小片土地,而这片土地也将永远忆念这个真挚而伟大的灵魂。

在巴黎西北20英里的奥维尔小城,凡·高像恶魔附身一样努力工作,每天都会匆忙完成一幅画,有时还是两幅。他从未这么有效率,这么有创造力,这么勇敢。奥维尔完成的这70多幅画,用狂乱的线条和色彩,表达出情感在自然中的深切体验,从此彻底改变了绘画。凡·高觉得,其中的力量要将他席卷而走。就在刚刚过去的四月,精神上的风暴几乎还要吞没他,现在却奇迹般转变为创作的力量;在他此前接受治疗的普罗旺斯疗养院中,医生们声称:他已经痊愈。“似乎噩梦已经完全消散,”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写道。其他朋友过去亲见他陷于自我毁灭,现在也放下心来,为他高兴。看过他的一幅作品后,常常吝于表示称赞的高更,现在也兴奋不已:“虽然你的病还没好,但你过去从未有过如此平衡、和谐的作品。一幅真正的艺术品,其中应有的全部情感、全部内在的热情,这幅画中一点都不缺。”

我记得每一条小径

平衡,这正是凡·高缺少的东西。他像个癫痫病人一样那么两极化,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暗自神伤。他自己也写过:有时候,他“不费多大力气,就能表达出自己的悲哀和极度的孤独”。但一投入工作,他的忧郁就像晨雾一般迅速消散。在给母亲和妹妹薇儿(Wil,全名 Wilhelmina,威廉敏娜)的信中,他说自己完全“沉迷于那片广袤的平原中:麦田一直延伸到山边,像大海一样辽阔,柔和的黄色,柔和的淡绿色,柔和的紫色,来自耕过和除过草的地块……一切都在融合了蓝色、白色、粉色和紫罗兰色等各种柔和色调的天空下。我的心态几乎太过冷静了,但也正是描绘此种风景需要的心态。

文森特凡高的杰作而今散落世界各地,而凡高的根毋庸置疑在布拉邦特(Brabant),作为荷兰南部最大的省,艺术家出生并成长于此。正是在布拉邦特乡间,大器晚成的文森特开始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成为一个艺术家,起初他选择了当地的农民作为绘画主题。他出生于小镇松丹特(Zundert),13岁进城读书在蒂尔堡(Tilburg)上了第一节艺术课,28岁的凡高在宗教生涯结束后选定了艺术的道路,他回到父母居住的小镇埃顿(Etten)磨炼技法,而在小镇纽南(Nuenen)他真正地成为了一个农民绘画家,创作出了早期的杰作《吃土豆的人》。布拉邦特在凡高的人生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便在1885年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荷兰,但在艺术家晚期饱受精神病痛的时候,家乡的风土依然时时出现在他的笔端,进入他的梦中。在病痛中,我再次看到松丹特家中的每一个房间,花园中的每一条小径。1889年,他从法国阿尔(Arles)寄给提奥的信中这样写道。

几周之后,凡·高死于自己造成的枪伤。当时,一切似乎早有定数。他在1890年最后完成的令人不安的作品:《雷雨云下的麦田》、《树根与树干》和《麦田上的乌鸦》,格式都不同寻常,它们有三英尺宽,两个正方形构成。后人将它们解读为凡·高的自杀笔记,表达出对自己事业失败的绝望。但这全是事后解读,将它们理解为“求救的呼喊”,似乎是某个嗑药过多的高中生的痛苦诗篇,这都纯属感情用事。乌鸦从发光的麦田上充满恶意地飞过,天空黑暗阴沉——呯,他死了。没错,凡·高的画看起来,确实充满张力和危险。给提奥的最后一封信,从未寄出,他在信中提到,自己的作品确实危及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不等于说:他自杀的绝望源于艺术上的失败;他想要改变自己最重视的两种绘画类型——风景和肖像,也知道自己失败了。促使凡·高在1890年7月27日扣动扳机的,不管是什么,可能都与他的绘画无关。当然,他的画让他的自戕更令世人痛苦,而没有减少毫分。因为凡·高杀死自己的时刻,正是他想要从作品中获得的一切达到最圆满、最为成功的时刻。

作为凡高的诞生地,北布拉邦特博物馆早在今年年初就开始举行纪念展览。1月24日至4月26日,展览《吃土豆的人》故乡的设计邀请到85位出自布拉邦特的当代设计师,他们的作品由凡高绘画为灵感。因此,也带有凡高这一时期作品的特质:简洁、乡土和自然。2月21日至5月17日的展览霍克尼、毕加索、汤格力及其他将聚焦于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他的作品同样展现出明显的凡高影响。今年秋天的时候,博物馆通过一系列租借作品和自己的馆藏作品,推出凡高在哪里?,这个展览关注凡高的视觉语言在当代艺术领域的滥觞。

译注1:Salon des Indépendants – 独立沙龙,1884年开始在巴黎举办的年度展览。展示过重要的新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

1853年3月30日,文森特凡高出生于布拉邦特省的小镇松丹特。确切地说,这个文森特并非新教牧师提奥多鲁斯凡高和安娜科尼莉亚(Anna Carbentus)的第一个孩子。在一年之前,曾经有另一个孩子胎死腹中,文森特原本是为那一个孩子所起的名字。所幸的是,一年之后的文森特顺利出生了,随之而后,凡高家又诞生了三个姐妹和两个兄弟,分别是安娜、提奥、威尔、莱斯和科尔。

译注2:以刊载文艺作品为主的报纸。创办于1672年,原名为《文雅信使》(Mercure Galant),1724年更名为《法兰西信使》(Mercure de France)。

而今,在松丹特凡高故居附近的教堂墓地里,依然可以看到艺术家夭折的哥哥、另一个文森特凡高的墓碑。凡高当年出生的房屋已经于1903年被拆毁,而今的故居是在原址上进行重建的。在故居门外的广场上,有雕塑家Ossip Zadkine创造的表达文森特和提奥兄弟之爱的雕塑。在2015年,故居将会举办艺术家驻留项目,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位艺术家待在凡高出生并成长的地方进行创作。

▶ 第二节

11岁的时候,文森特从松丹特乡村小学转到泽芬贝亨(Zevenbergen)的寄宿学校就读,13岁时,又来到蒂尔堡读中学。据说,当时的他很喜欢画画,但并未展现出特别的天赋。他的功课不错,特别是在语言方面。1867-1868学年,他因某些原因辍学,自此以后便结束了校园生涯。

那么凡·高想要什么样的艺术?很简单:文森特·凡·高希望自己的画里面,可以饱含那种充满幻想的光辉,这光辉曾经曾经来自基督教。他曾写道:耶稣是艺术家,人性,是他用来创作的媒介。文森特希望现代艺术成为福音,为世间带来光,并由狂喜的见证者传播慰藉和救赎。现代艺术的使命可与救世主相提并论,它要直接与悲苦之人(misérables)心心相通,有穷人、文盲,还有行走于工业社会中受伤的灵魂。凡夫俗子日夜劳苦,生活严苛无味,步履维艰。艺术也许能帮他们与自然交流,认识到艺术的无限可能,而且艺术也可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在过去的信仰世界中,教堂中的彩色玻璃和圣坛装饰画起到同等作用。如同那些花窗一样,这种新艺术将会闪耀出各种色彩,因为色彩象征神性的存在。纯粹的颜色正如孩子们的画,拥有纯真无邪又灿烂的张力。用猛烈的短线条、点画和圆圈涂抹这些颜色,既充满艺术技巧,又天真朴实;我们会想象自己变成这种笔触。画家提高、增强了自己的感知力,观者也将会从这些画中体悟到他强烈的情感和观察。当代绘画会成为某种友谊,成为一个视觉上的拥抱。“握手,此致”。文森特曾经这样在给弟弟提奥的信尾落款。同时,实际上,他也是这么签署自己的作品,献给我们所有人。

凡高当年上第一堂绘画课的教室至今依旧保留着,已经成为了蒂尔堡市立博物馆一部分。1866年,13岁的凡高正是在这里接受了艺术的启蒙,他的美术老师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师Constant Huijsmans。而今,博物馆依然会为远道而来的参观者举办艺术课堂,让人们了解19世纪末荷兰的艺术初等教育是怎样的情形。

 

文森特的叔叔另一个文森特,被称为森特(Cent)为16岁的男孩找到一份差事,在国际艺术品经销商古皮尔(Goupil Cie)公司担任学徒,他被派往海牙的分部。文森特留下的最早的信件始于1872年在古皮尔的时光。这也是他和弟弟提奥终生通信的开端。后者于1873年也进入古皮尔的布鲁塞尔分部。同年,文森特被调往伦敦分部。在伦敦期间,文森特参观了很多美术馆。在书信中,他会与提奥分享欣赏艺术作品的感受,他特别欣赏农民画家的作品,例如让-弗朗索瓦米勒和朱尔斯布勒东。米勒的《晚祷》的确是一件好作品,凡高在1874年写给提奥的信中表示,杰出的、像诗一样的作品。

▶ 第三节

1875年,文森特被调往巴黎,他变得越来越虔信,在寄给提奥的信件中大量引用圣经中的文字。尽管他对艺术兴趣盎然,但逐渐对画廊的工作感到兴味索然。1876年,他被解雇了。恢复无业状态的凡高辗转于助教、牧师助手、书店伙计等差事,24岁的他始终没有找到未来的方向,这让他的父母感到担心不已,最终答应他去进行神学深造。但凡高在阿姆斯特丹苦读一年并没有任何收获。尽管放弃了学业,但是文森特依然希望侍奉上帝。他离开阿姆斯特丹,到比利时的博里纳日(Borinage)矿区全欧洲最艰苦的矿区之一布道。

 

这是一个严酷的地方,乍看上去,周遭环境有一种黯淡而死寂的感觉。1879年4月,文森特在致提奥的书信中描绘了博里纳日的情形,多数煤炭工人因为发烧而显得苍白,看起来劳累而憔悴,饱经风霜的样子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这里的女人也显得非常疲惫。

 

文森特和当地穷人生活在一起,分享自己的财产。他充满奉献精神,被称为矿区的基督,但是他的虔敬和热忱并未感染当地的居民,他再次失去了工作。宗教生涯戛然而止,但艺术生涯却拉开了帷幕。文森特在写给提奥的信件中常常附上一些小画,因此,提奥建议他专注于画画。文森特意识到他可以通过绘画侍奉上帝。

要不是凡·高被旧教会禁闭那么多年,也许他永远都无法迈进这种“新教会”的门槛,是那崇尚颜色之人的教会。原因不在于他怕控制不了,所以拒绝进入艺术的圣堂,或是不愿意进入教会的圣殿。恰恰相反,他渴望它们能够恢复令人顿悟的力量。如果其中一个令他失望,他就会带着焦躁不安的希望,一边颤抖,一边转向另外一个。

骑行在凡高的星夜

他自己父亲的房子,时常要么陷入对上帝的狂热,要么处于凄风苦雨之中。西奥多勒斯·凡·高牧师,他的教众是赫仑桑得(Groot-Zundert)小村里一小拨卡尔文主义新教徒,这个小村位于传统的天主教地区——荷兰北部的布拉班特(Dutch Brabant)。牧师自己就是宗教复兴运动的信徒,强调简单直接的信仰方式。可在文森特童年早期,虽然他是七个孩子中的长子,大人们就一直要他记得:自己永远都是文森特·威廉二世,补代父母怀上他之前三个月刚刚在襁褓中死去的兄长。每个礼拜天,全家都会聚在教堂院落中,为第一个文森特的灵魂祈祷。

2015年春天,凡高当年在博里纳日传道时居住的小屋(位于比利时蒙斯郊外的瓦斯梅村)已经修缮一新并且对外开放了。与此同时,蒙斯美术馆也在1月25日至5月17日举办展览凡高在博里纳日,一个艺术家的诞生,这个展览呈现70件绘画、素描和书信,大部分都是从凡高博物馆、库勒穆勒博物馆等重要的凡高收藏机构租借而来的。

还有第三个文森特:森特叔叔,他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海因叔叔和科尔叔叔也是。)虽然森特叔叔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古皮尔公司(Goupil & Co,)的画廊,他还是有足够的影响力,为自己的侄子打开海牙分店的大门。所以,这位一生中只成功卖出一幅画的画家,也是唯一一位从一开始就从事艺术行业的现代大师。也许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很奇怪,文森特从不反对将艺术作为装饰:房屋装潢,应该从现代劳作的煎熬中摆脱出来。不过对于应该装饰成什么样子,他的标准很高:应该表现天堂般自然的一角,或是体现出花儿和田野的勃勃生机。古皮尔卖的东西却是:脸上有酒窝的裸女在阴影中嬉戏,或是河边草甸中沉甸甸的乳房;这明显不合他的要求。

1880年10月,文森特正式开始为成为艺术家而努力,专心练习素描,并开始接触艺术家社区。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带薪的工作,提奥为此经常补贴他的生活。文森特先是居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接着回到了父母位于布拉邦特省埃顿镇的家中。当时,文森特的父亲在教堂中布道,而文森特则待在20米以外的牧师小屋练习绘画。

多年之前,凡·高就开始瞧不上这种艺术了,他可能会称之为“陈旧过时,只堪虫蛀”。考虑到当下的状况,这个有着胡萝卜色头发的二十岁年轻小伙子,必须要称赞那些“先生、太太”们的品味,而且他做得很好,不久就得以升职前往伦敦。在伦敦的科芬园南安普顿街(Southampton Street, Covent Garden),古皮尔有一个经销商铺,离透纳成长的地方有一箭之遥。正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煤气灯下,真正的文森特破茧而出,不再是过去那个刻板的年轻荷兰人。这一切从他成为饥不择食的阅读者开始,从他发现莎士比亚、乔治·艾略特和狄更斯开始。人们常常以为:在现代派中,这个画家不太有思想,只喜欢在浓厚的颜料中纵情。实际上,他却有点像一个教授。写给提奥的信中,满是真知灼见,表明凡·高不是仅靠直觉的生物,而是要情不自禁、坚持不懈地思考、讨论有关诗歌、文学和世界大势。

父母轻视艺术家这个职业,因此和文森特产生了重重矛盾。而今的埃顿却视文森特的这段经历为宝贵财富。文森特的父亲当年传教的教堂而今被命名为文森特凡高教堂,迎接着来自全球各地旅客的瞻仰。

心中的火燃烧起来之后,他发现了另一种激情。他住在斯托克维尔(Stockwell),女房东有个女儿,穿着紧身胸衣,目光敏锐。望着她,凡·高恋爱了,爱得很深。尤金妮娅·罗耶(Eugenie Loyer)已经跟别人订婚了,他也不管。他只是相信:自己的感情浓烈、真挚,一定可以打动她。现实却并非如此。拒绝击垮了凡·高,他逃离了这个住所。

不久后,文森特离开父母的家,来到海牙向表亲安东莫夫(Anthon Mauve)学画,并且和Sien Hoornik成为了情人,后者曾是妓女,且带着一个5岁的女儿,这段关系让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都震惊不已。和Sien的感情结束后,文森特去到荷兰北部德伦特省(Drente),描绘当地的沼泽和荒原,这一经历带给他平静和启发。不到三个月时间,雨水、寒冷和孤独让文森特离开德伦特,回到布拉邦特父母家中,此时的凡高夫妇居住在另一个小镇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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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12月,文森特搬回家和父母同住。纽南是农民画家的理想居所,这里有很多农民、工人和织工。文森特不放过任何绘画的机会。1884年,文森特提议将这些作品邮寄给提奥。根据他们的计划,提奥可以在巴黎出售这些作品。但是,当时的巴黎人更欣赏富有色彩的作品,文森特色调昏暗的油画无法入他们的法眼。与此同时,文森特和父母的矛盾也始终无法调和。1885年,父亲去世后,文森特搬离了家,继续在纽南乡间进行创作,《吃土豆的人》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尤金妮娅·罗耶

在纽南的两年时间里,文森特用画笔描绘了当地的14处景观。而今,在纽南的文森特中心(Vincentre),参观者可以利用最新的视听技术,将整个小镇作为一个户外博物馆,循着艺术家的足迹走遍这里的每一处风景。

凡·高直接投入了耶稣的怀抱,耶稣也从未远离他。在英国作家迪斯雷利【1】笔下的伦敦下层社会里,在流浪汉、醉鬼和妓女中,文森特把自己看做这些赤贫之人的传教士。他阅读埃米尔·左拉、维克多·雨果,他读了更多艾略特和狄更斯,最后是约翰·班扬【2】。凡·高将自己比作朝圣者,带着随侍,打着灯笼,走在石头铺的路上,照亮黑暗中的人。在里士满(Richmond),他的第一次传道以此开端:“我们的生命,是一次朝圣。这是古老的信仰,也是优秀的信仰。我们是大地上的陌生人,但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孤独,因为有信仰在侧。我们是朝圣者,我们的生命,是从尘世到天堂的漫长之旅。”

与此同时,在整个布拉邦特省,设置了5段全长335公里的自行车骑行路线,游客可以沿着凡高的足迹,遍访当地风光,体察人民的淳朴生活。其中,在纽南至埃因霍温之间有一段路线,是灯光艺术家Daan Roosegaarde特别根据他的名作《星夜》进行布置的。路面上铺设了大量夜光石和LED灯,在傍晚骑行的游客可以感受到别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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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疯狂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

完成了《吃土豆的人》之后,文森特决意去比利时安特卫普继续学习绘画,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荷兰。不过,他在安特卫普没有待很长时间,尽管那里有充足的绘画材料、模特、画室,还有教堂、博物馆,但是那里的绘画教育对文森特来说太传统了。1886年2月,文森特来到巴黎投奔他的弟弟提奥,并且进入费尔南德柯罗蒙(Fernand Cormon)画室学习。

 

当时巴黎的艺术中心在蒙马特高地,身为艺术经销商的提奥同样生活于此,他将文森特介绍给莫奈等人,文森特同样在画室里结识了新一代的艺术家,亨利德图卢斯-劳德雷克、埃米尔贝尔纳等人。从此,他的生活和他的艺术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文森特作品中的灰暗色调让位于艳丽热烈的色彩,农民题材换成了咖啡馆、林荫大道、塞纳河风光、花卉静物,他也甚至尝试过更加商业化的主题,例如肖像。在巴黎,请一个模特相当昂贵,因此,文森特喜欢画他的朋友,还有画下自己。文森特在日本版画中寻到了不少灵感,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和提奥开始了版画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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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巴黎的蒙马特之旅依然带着旅行者走访文森特的足迹,包括提奥的家、艺术家的支持者佩雷唐古伊老爹的商店,还有文森特与艺术家朋友相聚的各个地点。

约翰·班扬

两年后,文森特开始对巴黎狂热的城市生活感到厌倦。他怀念乡村的宁静,同时期待着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能找到日本版画中的光影色彩。1888年2月20日,他乘坐火车抵达了罗纳河畔的小镇阿尔。这里明亮的光线和热烈的色彩让他感到分外欣喜,文森特投入积极的工作,他描绘果园中的花朵、忙碌收获的工人、阳光灿烂的海景、过往的船只。他的风格变得更加放松自如,更加具有表现力。他计划着设立一个南方画室,在这里,艺术家可以将自己的创作通过巴黎的提奥变现谋生。因此,文森特租下了黄色房子中的四个房间,在他的朋友中,高更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搬来这里的艺术家。1888年10月,高更抵达了阿尔。两位艺术家一起工作,擦出了很多火花,与此同时,他们在艺术上的种种异见,也让他们常常陷入激烈争执。

铺着厚厚地毯的古皮尔画廊,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巴黎,凡·高都只在那里工作过很短的时间,而且都无法满足他对耶稣的渴求。他鄙视那些三流艺术,它们是为当时爱养叶兰的中产阶级准备的。所以,为了被囚禁的、渴望光的教众,文森特开始踏上新的旅程。首先是英国东部拉姆斯盖特(Ramsgate) 斯托克牧师开办的学校,凡·高试图在那里教授法语、德语和数学。他给提奥写过一封信,信尾附有一张素描,描绘这所阴森的哥特学校。他在信中说:“我希望你能在这里,看见他们走下黑暗的楼梯,穿过狭窄的楼道,前去用餐。这里的阳光十分明亮,令人愉悦。另有一个古怪的地方,是一所地板已经腐烂的房子,里面有六个盆……只有一束昏暗的光,穿过破碎的窗,照在脸盆架上……在给你的素描上,孩子们已经滴上去油渍……请不要见怪。”

高更喜欢从想象和记忆中寻找绘画元素,文森特喜欢画他眼前看到的景象。艺术理念的不同,使得二人的紧张关系逐步升级,文森特也变得愈发焦躁。当高更扬言要离开时,文森特变得更加心烦意乱。某个晚上,他在黄色屋子割下了自己的耳朵的一部分,包在报纸中,拿给附近红灯区一个妓女。次日,他被送进了阿尔的医院。

虽然凡·高一生中永远都像是个缓刑犯,但要是没有做老师的经历,他也称不上是完全失败。当斯托克牧师将学校搬到伦敦西部的艾尔沃斯(Isleworth)后,凡·高与他同行,不过这次变成教《圣经》历史。然后凡·高有时会布道,可西部郊区(透纳曾在这里居住)自命不凡的教区居民们,他们不知道拿这个身材瘦长、毫无风度的年轻人怎么办,他的外套陈旧不堪,荷兰口音浓郁。就算为了他们的好,让他念克里斯蒂娜·罗塞蒂【3】的诗,对人对诗,都是折磨:

我在阿尔的医院找到了文森特。他过去几天都显得特别激动,人们意识到他可能陷入了疯狂。他用一把刀伤害了自己,因此被送入医院。他真的发疯了吗?医生认为有可能,但不敢下此论断。提奥在写给未婚妻乔安娜(Johanna Bonger)的书信中提道。

那条路一直蜿蜒通上山?

阿尔的阳光同样未曾忘记那一年艺术家的疯狂,今年夏天,阿尔文森特凡高基金会将于6月12日至9月20日举办凡高的素描:影响和创新,展览将呈现艺术家亲笔描绘的40张素描作品,以及影响了他的创作的其他艺术家作品。

没错,直到最顶端。

麦田依旧金黄

那旅程是要持续一整天?

文森特关于艺术家的梦想昙花一现,他对于割耳事件前因后果也记忆模糊。此后,他的精神状况依旧不稳定。1889年5月,文森特主动住进了法国南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治疗。当文森特在圣雷米的状况逐渐好转,他又拿起了画笔。起初,他在围墙内的花园中绘画。后来,被允许在郊外绘画。当地工作人员甚至安排了一间空房间作为文森特的工作室。文森特的精神状况依然有反复,不过他在圣雷米时期创作成果丰硕,一年时间里大概完成了150幅作品。1890年1月,提奥和乔安娜的爱情结晶诞生,新生儿的名字是文森特威廉凡高。文森特在医院创作了《开放的杏花》(Almond Blossoms),送给这位家族新成员。

我的朋友,从清晨到夜晚。

我开始为他创作一幅绘画,准备挂在他们的新房,在1890年2月19日致母亲的书信中,文森特这样写道,白色杏花在巨大的枝丫间开放,背景是蓝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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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于1890年5月离开圣雷米,北至瓦兹河畔的奥维尔小镇(Auvers-sur-Oise)。这里为文森特提供了宁静,同时它也离巴黎不远,可以随时与提奥联络。当地医生、业余画家保罗加歇(Paul Gachet)在这里也可以照看文森特。加歇建议文森特潜心绘画,后者醉心于描绘花园、麦田,几乎一天画一幅,他的健康似乎也有所改善。然而,在7月拜访了提奥夫妇之后,他的状态急转直下,在巴黎,他得知提奥计划辞掉艺术经销商的工作,开创自己的事业。这也意味着一定的财务风险,长期依靠提奥资助生活的文森特感受到了无法化解的悲观。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回到这里,我觉得非常悲伤,而且不断地感觉威胁你的那场风暴同样也在压迫我我的生命根基饱受威胁,我的脚步也跟着摇晃起来。7月10日,他在致提奥的书信中写道,不过,仅有绘画能够拯救一切,我又开始画画了这些作品能把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传达给你,即我在乡间见到的生机勃勃的景象。

注1:本杰明·迪斯雷利,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英语: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1804年12月21日-1881年4月19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和贵族,曾两次担任首相。

绝望中的这一份希望未能让他坚持下去。1890年7月27日,文森特走入麦田,用一把手枪对准了自己。他于两天后去世。文森特凡高被埋葬在奥维尔的墓地里,留给世人850幅绘画,将近1300件纸上作品。他的弟弟提奥于半年后去世。1914年,后者的墓地也迁到了奥维尔,两兄弟永远留在了这里。

注2:约翰·班扬(英语:John Bunyan,1628年11月28日-1688年8月31日),英国英格兰基督教作家、布道家,著作《天路历程》可说是最著名的基督教寓言文学出版物。

作为文森特生命旅程的终点站,小镇奥维尔在2015年将举行一系列活动,通过展览、视频和装置,引导世人踏访文森特的脚步。整个活动从4月4日持续至9月20日。

注3: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英语: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1830年12月5日-1894年12月29日),英国诗人,因其长诗《精灵市场》与圣诞歌《In the Bleak Midwinter》而闻名。她是拉斐尔前派画家但丁·加百利·罗塞蒂(英语: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年5月12日-1882年4月10日)的妹妹。下面这几句诗在书中似有误,译文从原文,网上原文为:

编辑:陈荷梅

Does the road wind up-hill all the way?

Yes, to the very end.

Will the day’s journey take the whole long day?

From morn to night, my friend.

凡·高的下一站,是荷兰多德雷赫特(Dordrecht)的一个书店,但他想要的,是一群真正永远见不到的光的人。如果要定位一个现代的工业地狱,比利时南部的博里纳日(Borinage)煤矿区再合适不过。那里有令人干咳不已,疼痛难忍的肺病,煤渣堆构成的村庄里,满是肮脏的住户。在街上,女人们把成袋的小煤球拖回家,好在炉子里烧火。于是,文森特带着已经卷角儿的《圣经》,用渴望助人的眼神,扫过那些肮脏的街道。他拼尽全力,想要为这些人们带去一丝希望,然而这儿不是新教徒社区,不需要这些,新教徒社区还能给他微薄的报酬。六个月试用期结束,当地人拒绝续签他的合同:很明显,热情有余,口才不足。不过,要想摆脱凡·高这个传播福音的人,可没那么容易。没人付钱,衣着破烂,他甚至比自己的教众还要穷,就是这种状态下,他在奎姆(Cuesmes) 矿区附近徘徊,如一个在地狱般黑暗的地平线上流浪的旅人。不过,作为文森特,他当然认为这里景色如画,而且还找到一种谋生之道:描画瘦弱憔悴的矿工们,他们在雪中艰苦劳作,不作他想。除了忍受这种生活,直到忍不下去为止,他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凡·高感同身受,他也是这样过活:“我时不时能赚到一些干面包……交换我包里一张画或是素描。但十法郎花光之后,我试着在露天宿营……有一次是在废弃的马车里,第二天早上起来,车厢上满满盖了一层霜;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干草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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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早期的素描很不成熟,都跟蜘蛛网差不多,但还是让凡·高在27岁时做出决定:他要成为艺术家。拿起画笔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非常需要得到指导。凡·高在布鲁塞尔听了一些课,还在博里纳日跟一个新教牧师讨论过艺术,最后还是打算自学。买几本讲透视的书,做一个带有辅助十字线的画框,他又回到布拉班特自己家里,再次尝试素描。这一次,他比以前好多了:弯腰背着沉重包袱的女人;在厚重而翻滚的云下善变的沼泽;向火中填着成捆儿柴火的老男人。这都是阴郁而疲累的诗,用笔和墨水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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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高还是个新人,对画笔和颜料也没什么感觉,但他已经确信:这两样东西可以支撑自己的人生之旅;虽然他的生涯现在看起来短暂,但是相当惊人。首先,他相信:艺术永远不应只是安抚中产阶级的自我满足心理,而是要看做为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艺术家,特别是在荷兰,早已开始将工作和娱乐中的劳动者作为自己的主题。但是文森特希望自己不仅用他们创作,更要为他们创作。然而,如果作品中仅仅表现这些人的悲催生活,他们不会接受,画中还应该还原出某种孩子般的好奇,大部分成年人因为贫困已经失去的好奇。(凡·高一段时间后才认识到这一点。)当时,在某些地方,忏悔和服从这些令人生畏的理念,传统教会已经无力传递,而艺术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传统教会用遥远的耶路撒冷来安慰教众,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的距离感,不易马上调整;所以,艺术作为新教会,必须马上让人们看到救赎的愿景。在文森特自己,到处都可以感受到无限,即便在博里纳日(Borinage)也是——在肮脏的脸上,在长满老茧的手上,在煤渣堆中努力要盛开的花瓣上。想要把这些画面捕捉下来的画家,不可能是个衣着华丽的唯美主义者。凡·高以自己的方式,必然也将成为普通劳动者,他的鼻子绝不会远离煤层、织布机,或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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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高在博里纳日完成的素描《雪中矿工》

然而讽刺之处在于,人们总以为凡·高孤独至极,以为他特立独行,茕茕孑立。阿尔伯特·奥里耶(Albert Aurier)是第一个在印刷品中称颂他的人,他的文章名为《与世隔绝者:凡·高》,开启了这个传统。这么说可能也没错,特别是后来凡·高在阿尔勒的岁月中,他所有最棒的作品的确都由自己完成,其中有些播种者或收割者之类的人物,也都是隔绝在田野中。但在所有现代主义【1】的创立者中,凡·高最难抑制、最需要“多”这个概念。他甚至会把自己的画看做小家庭,有时还是大家庭。果园、收获、船只、葵花,这些主题一再重复,有时在完成油画作品后,还会再去画素描,而不是以另一种顺序操作。在他眼中,对这些主题最理想的理解方式,就是将它们放在全方位的原生环境中,借助忧郁的表现手法,还要给人以感官上的极大愉悦。

注1:艺术中的“现代”和“现代主义”,与历史层面的“现代”和“现代主义”不同

但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凡·高自己需要有人做伴儿,结束自己混乱、异化的状态。他认为这种状态不仅仅属于自己,世上男男女女都是如此,他们也会尽力改变,调整自己。传道时,凡·高会讲:我们都是陌生人,走在从尘世到天堂的漫长路途上;这段旅程步履艰难,但只要默念“我们的天父与我们同在”,知道他是我们的朋友、向导和救援,自己的孤独也就更容易忍耐。情绪低落时,你会感到上帝仁慈而真诚的握手——这正是凡·高自己愿意付出的,给予他喜欢的每个人。他也几乎喜欢所有人。他想付出友谊,也想收到回应,特别是收到他倾肠倒腹、吐露心声的信件的人们:提奥,还有艺术家朋友,比如安东·拉帕德(Anton Rappard)、埃米尔·博纳尔(Emile Bernard)。给后者的信中,凡·高提到自己的一个梦想——画家互助会,一半是工作室,一半是大家庭。后来在阿尔勒,凡·高和保罗·高更的社会与艺术实验中,凡·高冒险去做的就是这个事情。这也是他一直渴望与一系列女人完成的事情,他不顾一切地希望与她们共建爱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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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画家安东·拉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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